2020年12月19日，首届“工程咨询与工程哲学”高端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论坛在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多位院士专家的倡议下，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主办，并得到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大学跨学科工程研究中心、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和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及众多会员单位专家的大力支持。

论坛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牵头组织，办公室、业务发展部、农村经济与地区业务部、能源业务部、交通业务部、石化轻纺业务部、冶金建材业务部、高技术业务部、社会事业业务部、国际业务部等部门，以及中咨工程有限公司、中咨海外咨询有限公司等所属企业对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出席论坛的特邀嘉宾合影)

来自全国各地400多位工程规划设计咨询专业人士亲临论坛现场，近20万人次通过“中咨研究”公众号论坛直播平台在线观看了现场直播。论坛主席、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持了论坛开幕式，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胡文瑞主任发表了开幕致辞演讲。殷瑞钰、傅志寰、栾恩杰、凤懋润、李伯聪、陆佑楣、王庆云、张福明等院士专家发表主旨演讲；孙丽丽、高俊才、陈矛、胡建华、苏权科、王大洲等院士专家参加了圆桌论坛讨论；孙永福、郑静晨等院士专家主持了论坛相关活动。

各院士专家论坛演讲PPT附后。

论坛专门设置圆桌讨论环节，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主持，邀请六位嘉宾参与讨论。他们分别是：（1）孙丽丽（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2）陈矛（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国核电力院副总经理、首席专家）；（3）胡建华（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4）高俊才（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原司长，中国“三农”政策研究及农林水利气象行业规划专家）；（5）苏权科（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全国政协委员）；（6）王大洲（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圆桌论坛特邀嘉宾合影)

现将圆桌论坛研讨相关内容整理如下：

一、主持人进行引导发言

李开孟：今天参加圆桌论坛讨论的六位专家，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权威专家。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环节的讨论，加深大家对工程哲学实践应用层面的认识。

工程哲学所称“我造物故我在”，其最根本的基础必须是“造物”，而造物是一种典型的人类实践活动。工程哲学是面向工程实践的哲学，工程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如果离开了工程实践，或者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没能在工程实践中得到有效应用，这种研究就不具备应用价值。

坦率地说，我本人过去对工程哲学理论的应用缺乏自觉性。我在工程咨询实践领域已经工作近30年，但我原来根本不知道中国工程院还有一批院士专家，一直辛勤耕耘在工程哲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形成那么多重要研究成果。我国有一万多家各类工程咨询机构，工程咨询相关领域从业人员有数百万人。其实很多人对工程哲学理论的认知及在工程咨询实践应用中的自觉性，跟我都非常类似。因此，如何在工程咨询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搭建中国工程哲学与工程咨询实践活动紧密联结的桥梁纽带，发挥工程哲学研究成果对工程咨询高质量发展的指导作用，并从哲学层面对中国丰富多彩的工程咨询创新实践活动进行提炼总结和系统阐释，提升中国工程哲学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价值，论坛特别专门设置圆桌对话环节，邀请相关行业从事工程规划设计咨询实践工作的行业专家，以及从事工程哲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围绕工程哲学与工程咨询高质量创新发展主题，进行对话和研讨。在座的六位专家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出贡献的，且很有建树的专家，希望各位专家能够结合各自工作实践，谈谈如何利用哲学思维解决实践问题。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李开孟博士主持圆桌论坛讨论，并作引导发言）

首先请孙丽丽院士，您既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院士工程哲学研究团队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全国勘查设计大师，是石油化工领域著名的工程实践专家。作为跨界专家，请您谈谈您在工程实践中应用工程哲学的体会。

二、孙丽丽进行经验分享

孙丽丽：首先非常感谢能有机会参加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围绕我所从事的工作谈谈如何利用哲学思维解决实际问题。多年来，在殷瑞钰院士的指导下，我和院士团队众多专家一起，在对工程哲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既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又在工程设计、工程建造中得到很好的应用，下面我谈几点体会。

工程哲学在工程实践中，尤其对石油化工这种典型的流程制造行业，工程哲学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工程哲学在石油化工工程过程中无处不在。

刚才听到中咨公司董事长的报告，我很受启发，从中明白了很多道理。我想重点从石油化工工程设计及规划的角度，谈谈如何在哲学思维的指导下做好实际工作。

过去工程规划主要关注石化工厂如何更好地提高功效，怎么更好地赚到钱，怎么更好地把产品做好。有了工程哲学的理论指导，不仅要做好工程设计和专业规划，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如何才能与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如何兼顾社会影响效果，使石化工厂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融合共生。沿着这样的理念思路，我们的工程规划就要从多个维度设置目标体系，既要体现经济增长，又要体现环境保护和社会利益。有了这样一个目标体系和路径指引，我们众多领域的专家团队以工程哲学作为理论指导，使大家在一个平台上共享数据，使得数据同源、信息同根，推动工程创新，让科学技术更好地形成工程生产力。

在总体目标明确的基础上，需要按照哲学思维进行工程设计。对于石化工厂而言，一个大工厂至少要有几十个工艺装置，几百个工程系统做配套，如何将它们有机地协同起来，把众多环节和界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依靠的还是数字工程和工程哲学的理论指导。在这个大平台中，需要打破各专业之间的壁垒，突破很多知识的限制，使得工程设计、工程建造，以及工程实施都要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有序推进。在此过程中，我们实现了数据的关联，包括结构化的数据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沉淀，实现了工程建造过程中的数字孪生。

这里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知道人类社会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另外是生态环境的变化。这些挑战的有效解决，需要多领域专家的协同努力。其中天然气作为洁净能源，其需求量一直在攀升。我国是缺油少气的国家，川东北资源富集，但硫化氢含量很高，没有办法进行很好地开采及应用。2006年，中国石化决定要攻克这个堡垒，希望让天然气成为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接到这个任务后，首先需要谋划如何建设天然气净化厂，这成为整个工程的“咽喉工程”。这里的天然气中，硫化氢含量高达18%以上，需要研究如何把硫脱出来，并把硫化氢进行资源化利用，同时还要保护好环境。通过多专业技术联合攻关，取得了很好的脱硫效果，实现了卡脖子关键技术的中国制造，并在硫化氢资源化利用方面进行创新，整个工程不仅能够提供满足要求的洁净天然气，每年还能生产210万吨的硫磺，占据全国硫磺产量的30%，很好地实现了废物变宝和资源化利用。2010年以来，已向华东地区70多个城市送去800多亿方的天然气洁净能源。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还遇上“5.12”汶川地震及百年不遇的旱涝灾害，我们在工程哲学理论指导下，对工程建设采用整体化管理模式和过程管控的方式，高质量、按期建成这个工厂，标志着天然气世界性难题得到很好解决。所以，主持人问我工程哲学在石化工程实践中的应用情况，我想跟大家说，魅力无限，无处不在。谢谢各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勘察设计大师、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孙丽丽女士在圆桌论坛发言，分享哲学思维方法在石油化工工程中的应用）

三、陈矛进行经验分享

李开孟：相信孙院士的发言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哲学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正如本次论坛主席中咨公司董事长所言，哲学并不神秘，哲学融入我们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孙院士的分享，使我们更加体会到，哲学能够为工程决策和实施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比如：系统的思维，从整体上把握工程要素，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因素，统筹推进工程建设；历史的思维，即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把握工程建设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关注现实，指向未来，体现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底线的思维，即增强风险意识，更加自觉地应对风险，充分考虑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陈总是我国核电领域的著名专家，同时也是全国勘察设计大师。接下来，请陈总和我们分享他利用哲学思维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经验心得。

陈矛：我工作三十多年来，在参加这次会议之前，也对工程哲学有所了解，但心得体会还谈不上。今天有幸向各位院士专家和同仁学习，感觉收获特别多，我借此机会谈谈一些思考，供大家参考。

我大概翻阅了一遍各位院士专家编写的工程哲学系列专著，感觉这些概念很新颖。哲学是要回答一些基本性的问题。我们既然要做能源工程，首先要厘清能源工程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在工程实践中所理解的工程，与学术界所理解的工程，是有所不同的。高等学校学科划分中，工程学科是与自然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相对应的，一般分为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等等，其内涵更接近于技术或者是工程技术，而行业界或者是工业界所指的工程，更多地关注通过多种工程技术的综合应用，创造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工程实体，我想借用“设施”这个概念，与工程学科中的工程概念进行区分。比如，能源工程就是能源行业界为满足社会能源需求所研发设计建造调试运行的设施。技术是掌握在工程人员手里的，我们通过整合各种工程要素，建设能够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工程实体。我们整个工程团队，就像一个乐团，有各类乐手，有指挥家，是总设计师，最后演奏的交响乐就类似于能够服务于社会的工程实体。各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到工程活动中，需要找准各自的定位。

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经常要讲特殊性和普遍性。从工程的普遍性来看，工程界需要回答可用性、可靠性、安全性、耐久性等基本问题，所有类型的工程都要回答这些问题。就特殊性而言，能源工程的综合性强，还有社会敏感性，同时能源工程设施的唯一性也很明显。能源工程的各种特性可以通过相应指标进行评价和体现。在工程周期的不同阶段，包括可研、设计、建造和运行，应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评价。

能源工程的各种特性之间相互关联。可靠性是针对可用性的保证。工程方案的设计，要通过统一的规程规范予以保证，并通过可靠性的设计方法来实现工程的可用性。同时，可用性还要体现使用的安全性，要确保不应产生社会所不能承受的安全风险。

耐久性既是普遍性要求，也要体现能源工程的特殊性要求，并要结合具体工程实践，研究项目周期不同阶段的特殊性要求，贯穿在研发、设计、建造、调试、运行的各个环节。能源工程实施的整个过程，涵盖各种专业领域，具有很强的专业综合性特征，包括各种技术性因素，也包含各种非技术性因素。

唯一性与工程设施的厂址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工程实践中很难找到两个完全一样的设施，主要是因为不可能找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场址。这些都需要进行系统性研究。

能源工程是能源行业为满足社会能源需求所研发设计建造调试运行的设施，其涵盖的内容非常庞大，整个设施由成百上千个子项或者系统所组成，系统集或者子项集可按不同的专业进行划分，各子项和系统相互耦合从而形成工程设施的总体功能，每个子项和系统又各自由成百上千个部件和子部件构成，形成各自的功能要求。

能源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管理与协调，需要充分考虑其普遍性和特殊性要求，强调系统性思维和专业协作，研究不同层次和不同阶段相互协同所产生的关联关系，建立强有力的协同管理机制。同时，能源工程的综合性特征，要求工程实施过程中，必须建立有效的数字化工作平台和信息化管理平台。

能源工程的实施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能源工程本身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创造的产物。同时，人类活动也受制于自己所创造的能源工程，并要为此承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一分为二看问题，以体现哲学辩证思维。

从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还要关注工程退役，研究工程可持续性和技术变迁等要求。要利用数字孪生工具与工程实体进行匹配，通过数字孪生赋予能源工程新的生命力，以更好地解决应用侧和供给侧的技术问题。

最后，再次感谢论坛主办方给我提供这个和大家交流的机会。

（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国核电力设计院副总经理陈矛先生在圆桌论坛发言，分享能源工程实施中的哲学思维方法应用）

四、胡建华进行经验分享

李开孟：感谢陈总，从陈总刚才的发言可以看到，哲学不仅需要有系统性思维，更要关注工程风险和辩证思维。应该说，中国专家在辩证思维方面都受到过很好的锻炼，辩证思维已经成为中国工程咨询专家学哲学用哲学方面很有特色的一种体现。接下来，请全国勘察设计大师，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公司胡建华先生结合交通工程实践谈体会。

胡建华：新世纪，殷瑞钰院士等学者构建了“工程哲学”理论,把工程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新的学说一提出,就在工程界就引起广泛关注，促使工程师用哲学思维指导工程建设。作为长期工作在基层的桥梁设计人员，随着从业经验和认知的不断积累与提升，我也从不自觉到自觉，对工程哲学有了一些朴素的思考。

经典工程，从来都是某种历史的存在。比如长城、故宫、赵州桥等等，已经演变为一种符号，成为历史诗篇中的一个音符，她会伴随着时代沧桑变换的节奏，被某种力量不时地敲击，在天地间回响。因此，经典之所以能够历经时光而不朽，技术层面之外，必定还有着深厚的哲学蕴含。

“和”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的大道。儒家遵循“上应天理，下合人伦”，道家信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蕴含的都是和谐理念，其要义指向，就是人与天地的和谐相处，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也就没有人类的未来。

《易经》的基本思想是“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视天、地、人为“三才”，六十四卦都包含这三个基本要素。因此，一个工程能够成为传世的经典，一定是“顺天时、应地利、聚人和”的和谐载体。

我想结合湘西矮寨大桥工程实践，从工程的规划、设计、建造与营运等视角，谈谈工程建设中“天地人和”的感悟与认识。

工程建设需要顺天时，体现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感召，推动时代发展。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是湖湘文化的精髓所在。作为交通建设者，顺应时代感召是工程师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我一直思考，工程建设中如何体现创新的时代精神，矮寨大桥如何才能成为引领技术发展潮流的路标。

在矮寨大桥不远处，有一座在中国桥梁史上很有地位的桥梁，叫能滩吊桥，这座桥是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的悬索桥，由中科院周光召院长的父亲，湖南人周凤久先生在1937年主持建造。

前辈的激励，时代的感召，让设计团队充满奋斗与创新的豪情，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了新结构、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等方面“四个世界首创”。

大桥发明的“轨索滑移法”新工艺，突破传统工法的局限，解决了山区主梁架设的难题，为世界贡献了悬索桥施工的“第四种方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矮寨大桥时，特别赞誉：“月亮不只外国的圆，这就是中国的圆月亮！”

工程建设需要应地利，敬畏自然、融入自然和反哺自然。

交通建设曾经历过高填深切、大开大建粗放型建设阶段，给环境造成难以挽回的遗憾。鉴于此，国家及时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建设理念。

桥梁设计常常面临一个囧境，传统技术方案在山区往往需要对两岸山体开挖，难以避免造成环境破坏。

矮寨大桥横跨德夯大峡谷，山峰秀丽，气势磅礴，这份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如何才能不被打扰，如何让工程结构其自身的力学美，与环境浑然天成、相映生辉，这份对自然沉甸甸的敬畏，让我们把工程与环境的融合，作为了慎之又慎首要考虑的因素。

鉴于此，我们创造性地将桥塔直接设置于峡谷两岸山顶之上，桥面则在半山腰直接与两侧公路隧道相连，首创了一种桥塔与桥面分离的新结构体系，避免了上百万方山体开挖，桥梁结构就如同是自然生长在天际！同时，更为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现在的矮寨小镇，晴日里，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灰塔红桥，七彩互为点缀；夜幕下，月华满天，星光点点，长虹生辉，护佑万家灯火；行走间，桥梁壮美，峡谷恢弘，公路蜿蜒，祥和美景尽入眼底，成为了美丽湘西新的名片，并引起世界高度关注，美国NBC推荐其为“世界十个非去不可的新地标”！

工程建设需要聚人和，传承历史、承载文化和服务民生。

湘川公路曾经是抗战时期通往大后方重庆的唯一通道，其中矮寨盘山公路部分，特别是大桥正下方的山路十八弯是最险要的关卡。在路边，静静耸立的“湘川公路死事员工公墓纪念碑”和“开路先锋铜像”，仿佛在默默地述说着中华儿女八年抗日战争的苦难与不屈抗争！

今天，矮寨大桥承载着湘西人民的执着创新与奋斗，在山路十八弯上空飞跃，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一个厚重的历史坐标。站在桥头把酒临风，这一刻，你能感受到时间和空间都在这里凝固、交汇，一种时空两望的感慨油然而生！

湘西文化独特，诞生了沈从文、黄永玉等一大批文化大师。矮寨大桥把湘西人民的热忱，呈现于牛气豪迈的桥梁结构设计中，以最高礼节恭迎八方来客。黄永玉先生郑重地为大桥执笔画写了桥名，这些浓郁的地方特色元素，使之成为湘西新的文化图腾。

非常自豪的是，矮寨大桥现在已成为国家4A级景区，每年仅门票收入就达5000多万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座桥梁即成就一个景区的典范！也成为湘西人民通往小康的一座幸福桥、民生路。

“顺天时，与时代同步；应地利，与自然交融；聚人和，与人民同行！”或许，这应该成为我们桥梁工程建设者所需要具备的哲学思维与追求。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总经理胡建华先生在圆桌论坛发言，从传统文化视角分享哲学思维方法在交通工程中的应用）

五、高俊才进行经验交流

李开孟：非常感谢胡建华设计大师结合具体案例所进行的精彩分享。胡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分享，使得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咨公司董事长所强调的，哲学思维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所孕育的哲理智慧及思维方式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国的工程哲学专家创立了工程哲学的中国学派，其理论体系蕴含着很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理和思维积淀，这些精神财富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之中，也融入到中国工程建设及咨询评估的具体活动之中。

国家发展改革委是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在工程投资政策研究、规划编制及具体项目评估决策中，特别强调要宏观、系统、全局地看问题，这里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哲学思维内涵。接下来，我想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高俊才司长发言。高司长是中咨公司的老朋友，退休后一直以中咨公司专家的身份，为中咨公司的很多咨询项目提出咨询建议。请高司长结合农业领域工作实践，与大家分享分享工程哲学应用的实践经验和看法。

高俊才：首先感谢邀请我参加这个交流活动。从1982年毕业到现在，38年来，我长期从事农林、水利、气象等领域的工程优化审核和审批工作，印象最深的方面就是要处理各种矛盾，包括分析矛盾、协调矛盾、解决矛盾。横向矛盾包括地方和地方、部门和部门等不同层面，纵向矛盾则有中央、部门和地方等不同角度，还有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等等。我今天不可能展开细讲，仅以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为例，着重分析主观与客观，需要和可能的矛盾。中咨公司董事长讲到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对我也很有启发。

首先讲三峡工程，1918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三峡工程设想，那时候有需要，但没有可能，技术经济等条件均不具备。到1956年，毛主席挥笔写下“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当时大家认为三峡工程应能很快上马。但就在这个时候，电力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李锐局长撰文指出，三峡工程目前不具备建设条件。毛泽东主席根据李锐局长和当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林一山主任提出的论证意见，不再着急推动三峡工程建设，改由周恩来总理担任规划委员会主任研究三峡工程，直到毛主席去世均不再提三峡上马的事情。李锐还因为提出不同意见，被毛主席聘为文字秘书，而且也对林一山做出高度评价。林一山主要从需要的角度考虑问题，李锐则主要从可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需要和可能当时对不上，所以这个工程当时没能上马。毛主席兼听则明，利用矛盾双方厘清了很多问题，这是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是到了1982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开工建设三峡工程项目，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1984年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筹备组，但很快就出现反对声音，一是担心影响航运问题，二是防洪问题，因为150米水位的建设方案重点考虑的是发电问题，没有充分考虑防洪和航运，导致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进行科学论证，要求只有找出有利影响最大、不利影响最少的方案后才能决策上马。当时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共由40多人组成，水利专家占51%，航运专家占49%，经过七八年的论证，到了1992年4月份，江泽民提出要提交全国人大进行决策。三峡工程建设原来强调以发电为主，反对的声音很大。后来改为以防洪为主，反对的呼声明显降低。这时，工程的主要矛盾由发电变成防洪。由于主要矛盾的变化，有效降低了反对的呼声。全国人大投票，2633位代表，赞成票共1700多票，占67%；反对票加上弃权票及缺席代表总共占33%，共800多票。最终以2/3赞成使得三峡工程得以通过，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全国人大投票决定的工程。能够顺利通过投票的原因，在于充分考虑了需求侧，工程方案兼顾发电、防洪和航运，以及伴随着当时国力的增强，具备了修建这个工程的能力，需要和可能找到了结合点，使得该工程能够顺利开工建设。

三峡工程的决策，潘家铮老先生曾经讲过，反对三峡的人其实对三峡的贡献最大。如果无人反对而采用1982年的150米方案，工程就不可能取得发电、航运和防洪等综合效益；如果没有李锐反对1956年建大坝，当时的国力将无法承受巨大的工程费用。曾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相反的意见反而是动力。毛主席也说过，有矛盾才有动力。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工程，都要重视发现矛盾、协调矛盾、解决矛盾。如果没有发现矛盾，就设计矛盾，通过矛盾来解决矛盾，这就是我对三峡工程的认识。

再谈谈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和中线工程已经通水多年，中线利用率比较高，东线利用率比较低，东线供水规模是30多亿吨水，每年山东用掉七八亿吨，占实际用水量的50%左右，江苏和安徽基本没有用，总的利用率仅为20%左右。因此，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利用的潜力还很大，潜力的挖掘，关键仍然是要解决好需要和可能的矛盾。沿线生态农业缺水很多，但供给的是价格较高的水，水价矛盾突出，东线二期的建设，要聚焦三大矛盾。

一是市场供需矛盾。东线工程到北京市界后，每方水价为5-10元。北京市的大部分需求是永定河生态用水，比例高达90%左右，生态用水难以承受5-10元的水价。若用农业用水来置换生态用水，农业用水同样难以承受这种高水价，造成市场供需矛盾。

二是投资矛盾，即便不包括配套工程，投资也需要五六千亿，各地方投资积极性不高，寄希望于中央投资为主，中央财政投资困难，靠市场机制也难以填补资金缺口。

三是融资矛盾。市场化股权和债权融资的条件不理想，在市场化可融资性方面存在矛盾，需要系统研究水价、投资缺口和社会融资机制的矛盾。

现在还有人提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大西线工程，更多地是从需要的角度考虑，如解决西北干旱及沙漠治理问题，但没有考虑水价问题。因此，南水北调现有工程的挖潜，以及新建工程，要系统地研究解决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工程决策要正视矛盾，不要回避矛盾，只有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才能促进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原司长高俊才先生在圆桌论坛发言，分享哲学思维方法在农业工程中的应用）

六、苏权科进行经验分享

李开孟：非常感谢高司长的发言。高司长所强调的正视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工程决策方法论，让我们倍感亲切。因为，在当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论方法体系中，矛盾论、实践论及辩证思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辩证思维就是要关注矛盾。矛盾是构成事物的内在因素，体现事物的运动规律，是事物发展的内生动力。按照矛盾的思维逻辑，需要系统思考工程建设的正面和负面、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显性和隐性、直接和间接、经济和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多维价值，审慎进行科学决策。

另外，高司长所举的工程案例，也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因为无论是三峡工程还是南水北调工程，中咨公司都深度参与论证。尤其是对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扩建、东线工程挖潜及二期工程建设，中咨公司最近多次开会进行研究论证。正如高司长所言，工程建设确实充满着各种矛盾，如何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做好工程咨询工作，是工程咨询从业人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我国近年来的超级工程建设中，除南水北调、三峡工程之外，还有一个世界瞩目的超级工程，就是港珠澳大桥工程。该工程从2003年开始研究论证到目前已有17年的时间。我很荣幸从2003年开始进行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时候，就介入到了这项工程的研究工作，而且从那时开始就认识了苏总。港珠澳大桥工程的参与人员众多，但多数参与者仅对该工程其中的一个标段、一个子工程、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分部工程或分项工程比较熟悉，但并不了解整体情况。

作为港珠澳大桥管理局的总工程师，苏权科总工对港珠澳大桥整个工程的全貌最为了解。接下来，请苏总根据您17年来的亲身感受，分享您在港珠澳大桥超级工程从设想、策划、规划、设计、建设及运营的各个环节中，到底遇到过哪些主要矛盾，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苏权科：今天台下坐着的很多人，都跟港珠澳大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李开孟主任2003年开始参与这个工程的研究之外，还有在座的时任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司长王庆云，中咨公司交通业务部主任佘湘耘等。工程能够顺利建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工程投资由两岸三地政府共同出资建设。香港特区政府投入的第一笔资金，香港立法会一次全票通过，这在香港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事情。这说明当时工程决策时，三方的需求达到了高度地切合一致。当然，后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利情况。香港方面最后一笔资金的投入，已经多次上会，到目前还是没有批下来。

我们国家这几年建了很多大桥，唯独在伶仃洋上建造的港珠澳大桥备受国内外同行关注，这由很多因素引起。建造港珠澳大桥的意义，刚才王庆云部长已经讲过。当我们已经决定要建造这座大桥之后，怎么造，谁来造，造成什么样的效果，造完以后怎么发挥作用，这些问题仍然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前期要定目标、做规划、论证、研究、设计、建造，直到建成后的运维，整个过程都涉及到很多矛盾。要回答主持人的问题，把遇到的主要矛盾及解决办法都讲清楚，今天时间肯定不够。

港珠澳大桥的目标怎么定，建设理念怎么形成，建设理念怎么指导后面的规划、设计、建造及运营管理，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工程目标及需求问题。大桥建设不能仅仅考虑交通需求，要满足多种目标需求。首先需要协调三地之间的标准。在三地合作共建的背景下，三地当时提出的建设标准不一样，处理的原则是就高不就低，最后决定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通道；第二，要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第三，要建成地标性建筑，这三个目标都在当时得到三方支持。但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些目标要求，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为了实现工程目标，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建设理念，这里简单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需求引导设计。这是在杭州湾大桥施工设计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在杭州湾大桥项目之前，我国的桥梁设计主要考虑的是技术水平，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能设计成什么样的方案，施工能力决定设计方案，即先定施工方案，然后再进行设计，这种设计理念的局限性很大。我们提出在伶仃洋建设跨海大桥的时候，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近三十年，已经有了丰富积累，包括三地合作所积累的经验等。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突破现有技术水平限制，已经具备建造世界一流大桥的条件。当时提出要按需求确定建造方案，设计寿命期为120年，要为用户提供最好的服务，要通过大桥建设促进两岸三地产业发展，促进文化和社会融合。我们提出要放开思路，按照最高目标进行工程设计，坚持需求引导设计的理念。

同时，还要从全寿命周期进行设计规划。要研究整个工程如何满足120年的生命周期需求，在120年的使用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比如，要选择什么样的建设节奏，为什么这么选择；在考虑海底隧道的建设长度时，要综合考虑通风能力、防灾能力、造价等因素。大桥采用钢结构还是混凝土，混凝土造价较低，钢结构技术难度大。在复杂的伶仃洋海域建设数十公里的钢结构，技术难度很大。考虑综合因素，我们最终选择的是钢结构，但还要选择用不锈钢筋还是普通钢筋，不锈钢筋的造价是普通钢筋的10倍，用不锈钢筋短期投资大，但从120年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看，用不锈钢筋最合适。这是第一个理念。

二是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和装配化。就是要把造桥修路变成工业化建造。传统的粗放式的土木工程制造方法难以在海洋环境中实施，精益制造工厂的环境条件能够实现很好的精细化目标，在海上采用大型装备进行拼装，从而实现工业化建桥。隧道在工厂建造，在海上浮过去，拼装起来就形成了隧道。还有填岛工程，在海上用22米直径、50米高的钢圆筒，60个筒插到深海里围成一圈就是一个岛。两个岛一共用掉6.8万吨钢板，但比传统填岛方式可节省两年工期，也节省工程造价。由于采用全面工业化的建造理念，把钢结构制造从原来传统模式变成自动化生产线，上下游产业链实现了升级改造，取得了很好的综合效果。

三是整合全球资源。不仅整合两岸三地各自的资源，还要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我们要把过去没有干过的事情干成，还要建成长寿命、高品质、达到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桥梁，采取各种途径进行全球资源整合。

最后一个理念就是低碳环保、和谐发展。我们建桥的造型也罢，颜色也罢，要和周围环境协调，特别是我们采用的大量结构都是综合排碳量最低的，桥梁造型体现三地人文和文化元素，把三地文化及经济发展连在一起，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试验田。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著名桥梁工程专家苏权科先生在圆桌论坛发言，分享港珠澳大桥工程设计中哲学思维的主要体现）

七、王大洲进行经验分享

李开孟：感谢苏总的精彩发言。港珠澳大桥工程是人类桥梁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级超级工程，参与机构及人员众多，这里面的故事，如果让苏总来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因为他见证了港珠澳大桥从最初设想到最后建成并运营的整个过程。他作为总工程师，在整个工程的策划、协调、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最后这位专家很特殊。前面五位专家都是工程建设实践的专家，最后与我们分享观点的专家是一位工程哲学家，王大洲教授。本届论坛致力于搭建工程界和哲学界对话的桥梁。双方的对话交流非常重要，过去我们在这个方面关注不够。

在学哲学用哲学方面，我们还是比较重视哲学知识的学习的，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哲学要指导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跟这个世界相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在工程实践层面，中国的工程哲学家提出工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工程-科学-技术三元论，于是围绕着这些核心理念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哲学理论体系。同时，就世界范围而言，工程哲学是21世纪新出现的一个哲学门类，中国工程哲学家创造了中国工程哲学理论体系，而在大洋彼岸的欧美国家学者也几乎同时提出了西方工程哲学体系。所以，我们非常好奇，请王大洲教授从工程哲学专家的视角，谈谈在中国工程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如何做到与工程实践的紧密结合，如何体现工程哲学研究的工程思维，以及怎样才能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王大洲：谢谢主持人，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收获很大。本届论坛是我国工程哲学发展历史上，以及在工程咨询的发展历史上，都应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研究工程咨询与工程哲学如何融合发展，这在国内应该是第一次，在国外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活动。中国的工程哲学从2002年开始，发展到今天，中国工程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工程界人士和哲学界人士的互动，甚至是形成了联盟关系，共同促进工程哲学的发展以及工程哲学向工程实践的进入。在此过程中，已经完成系列性工程哲学著作的出版工作，并产生一批兼具工程实践和哲学研究身份的跨界专家，其规模和体量在国际上是少有的。国际上同样存在工程实践专家对工程哲学感兴趣，与哲学家一起开展工程哲学研究的群体，但是在体量上没有我们国家这么大，也没有我们这样很严密的组织，在这个方面确实体现出了中国特色。

讲到工程哲学，经常会提到一句话，哲学家能够给工程实践提供哲学层面的指导，在这种话语体系中，让人感觉哲学好像比工程更加高明，工程要在下面，要接受哲学的指导。但事实上，哲学和工程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大家应该坐在一起平等对话，且这种对话对双方都有启发，应该是相互启发，彼此学习。我今天参加这个论坛，包括我过去十多年来参与工程哲学的研究，一直在向工程界人士学习，而且收获很多。所以，这应该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如何看待哲学和工程咨询活动的相互促进问题，西方哲学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我思故我在”，这已经成为哲学的箴言，是西方主流哲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工程哲学的出现，出现了另一句话叫“我造物故我在”，这是科学院大学李伯聪教授首次提出的。若将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两句话中的“在”，意思可能并不完全一样。“我思故我在”的“在”，更多地体现静态的概念，但“我造物故我在”的“在”，可以有不同的存在，今天造物，到了明天享用这个物，存在方式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这里面一定呈现出动态的生成过程。我造物，所以我会改变我的生存状态，这里应该是一种因果关系。“我思故我在”的“故”更多体现一种证明关系，这两句话实际上体现出不同的思维。“我思故我在”更多地体现科学思维，“我造物故我在”则更多体现工程思维。工程哲学所讲的“我造物故我在”，这里没有“我思”，但并不能认为工程里面没有“思”。工程中的“思”，应主要体现为建构之思，或者是造物之思，体现的是一种工程思维。

就与科学思维的比较而言，工程思维的突出特点，首先要理解变和不变的问题。科学思维追求某种不变的东西，如万有引力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所揭示的都是一种不变的关系。在科学思维的引领下，人们的思维方向是追求某种不变的东西。但是，工程思维所追求的，一定是变的东西。我们过去没有港珠澳大桥，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建成了港珠澳大桥，这种构建过程就是变化的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工程构建中，变中是否存在不变的东西。如果存在不变的东西，这种不变的东西是否一定是科学应该研究的东西。事实上，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希望抓到不变的东西。我们只有抓到不变的东西，并通过某种方式进入到对未来的某种建构活动，从而引导我们把工程构建得更好。

基于科学思维所得到的不变的东西，对工程实践的价值在于，这种认知可以带来局部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实现经济性，保证可靠性，并全面渗透到工程建构过程之中。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理解，从工程哲学的角度看，工程就是集成，集成活动就是把各种各样的意志要素、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集成起来，形成系统性的工程“人工物”。工程要素集成的范围，可以在中国范围内进行集成，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集成，这就涉及到集成的意向问题，这体现了人们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对未来的某种设想。人们正是基于这种构想，由意向来引导人们如何达成未来的某种状态。

这个过程需要各种各样的要素介入，众多要素需要进行有效协调。工程要素的协调涉及制度、技术、知识、规范等问题，包括技术规范、工程标准和伦理规范等。就此而言，工程活动涉及三个基本要素，一是意向，二是知识，三是规范，三个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工程构建，而且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哲学指导。

在意向层面，首先需要对特定工程进行定义，要构建我们所需要的特定工程，要有创新性。工程哲学可以在意向层面指导人们如何构想大家共同认可的未来工程。

在知识层面，我们刚刚出版工程知识论专著，我们认为哲学家可以和工程专家携起手来，厘清工程活动的基础性问题，将其进行条理化处理，形成工程知识论，指导人们更有效地利用工程知识指导工程实践。

在规范层面，需要在工程哲学的指导下，形成更可靠的工程规范，包括伦理规范等。这些规范的形成，需要来自哲学家和工程界的携手合作和贡献。

通过哲学界和工程界对话的方式，提出更好的意向、形成更可靠的知识体系，建立更完善的工程规范，应该成为未来努力的方向。工程哲学和工程实践应该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合作和交流，形成更富有成效的合作成果。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跨学科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大洲在圆桌论坛发言，分享工程哲学研究中的工程思维）

八、嘉宾共话高质量发展

李开孟：非常感谢王大洲教授的精彩发言。从“我思故我在”到“我造物故我在”，以哲学视野推动工程方案优化和要素集聚，引领工程科学体系建设，为工程创新发展提供支撑。回顾往日，工程哲学在21世纪之初的东方和西方迅速地同时兴起，这绝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深刻反映了工程哲学的兴起适应了时代形势的要求，反映了一个新学科开创进程的共同规律和内在要求。

中国工程哲学学派的兴起，无疑是当代工程发展，特别是中国工程建设和发展的产物。中国工程哲学强调工程本体论和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在科学、技术、工程的演进过程中，在科学发现方面，欧美曾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曾经长期落后于我们的邻居日本；但在工程方面，中国的工程师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工程成就。厚重历史的沉淀，与超级工程的光芒交相辉映：如中国航天工程的快速发展，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运行，高速铁路工程的崛起、桥梁工程的发展等等重大超级工程的成功实施，积累了大量针对工程活动的专业认知和实践经验。文明的本性，本不在纸页间，中国现代工程发展的现实为中国工程哲学学派的创立提供了难得的沃土。中国的工程师学哲学、用哲学、用工程哲学思维指导工程建设，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深入工程一线，理论联系实际，深化哲学理论研究成果。中国工程师和中国哲学工作者立足中国的工程实践，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工程发展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走上了一条开拓工程哲学中国学派的大道。中国工程界和哲学界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本届论坛吸引400多位专家现场参加，同时还有近20万人次通过线上网络参加会议，表明本届论坛已经引起我国工程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的高度关注。引起这种过度关注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工程建设和工程咨询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宛如我们的求学之路，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本科、硕士，最后到博士阶段，所获得的学位叫PhD，意为“哲学学位”，大概意思应该是，进入博士阶段必须具有哲学思维的能力，才能有资格获得博士学位。

工程活动的专业性、系统性、复杂性，要求必须由高素质工程咨询专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投资策划、咨询评估、工程规划、工程设计、项目管理及全过程工程咨询等专业咨询服务。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以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需要工程咨询理念、理论及方法体系与时俱进，不断进行创新，迫切需要哲学思维及工程哲学的专业指导。

而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以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需要工程咨询理念、理论及方法体系与时俱进，不断进行创新，迫切需要哲学思维及工程哲学的专业指导。工程咨询和工程实践活动充满着辩证思维逻辑。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工程咨询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迫切需要工程哲学与工程咨询进行全方位深度融合，提升工程咨询专业人员的哲学思辨能力。

我国工程咨询业的发展，不应再停留在中学生或者本科生的层次上，甚至是小学生的水平，咨询报告靠模仿，搞低水平简单重复劳动。

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占用在座各位专家太多时间。在这里，我想从工程咨询专业人员的角度，请问在座的六位专家，请你们各用一句话，谈谈工程咨询从业人员如何利用哲学思维提升工程咨询行业发展质量，如何培育工程咨询师的哲学思辩能力。从王大洲教授开始，依次分享你们的观点。

王大洲：我期待未来工程咨询的队伍中，涌现出更多的工程哲学专家，吸引更多拥有工程哲学学位的学生就业，促进双方的相互融入。

苏权科：工程咨询不仅是为工程决策提供依据，而且也是指导工程实践的导向标，而且还要发挥跟踪评价及后评价的作用，为未来工程决策和实施积累经验，并要善于利用现代手段和新技术，加强知识库和数据库建设，全面提升工程咨询质量。

高俊才：希望大家好好地理解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和毛主席的“矛盾才是动力”这句话，同时我希望有人写一本《工程矛盾论》。

胡建华：大家都在说“我造物故我在”，但工程一旦建成，就形成了一种承载，是一种历史的承载。我想强调的是，工程设计承载历史，这种承载包含横向及纵向等多种元素。工程成就是我们的一种骄傲，但更是一种责任，因为它承载着历史。

陈矛：我想再次感谢工程哲学的先驱们，为我们打下这么好的基础，也期待工程哲学在工程实践的各个方面开花结果。

孙丽丽：我想对工程咨询界的同行说一句话，工程咨询是打造优质工厂基因的重要支撑。我期待着工程咨询能够有更高的站位、更全的视野，让每一个项目都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利益的融合共生，让每一个工厂都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为人类做出全方位的贡献。

九、与会嘉宾代表现场互动

李开孟：接下来是专家与台下与会代表互动环节。由于时间关系，有三个提问交流机会，请大家抓紧时间。

提问一：我从本科到博士都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我们常说工程的科学是科学，科学的科学是数学，数学的科学是哲学。今天的论坛主题是工程哲学，我首次接触，感觉很新鲜。其实，我们工程领域最关心的还是科技。从哲学的本元角度，我认为一元论是科技，二元论是科学和技术，三元论就是科学、技术和工程，还应该有四元论，即科学、数学、技术和工程。我本人偏向于认同三元论，这关系到人们对工程、科学、技术和哲学基本概念的认知，请问专家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开孟：这个问题请王大洲教授回答。

王大洲：工程-技术-科学三元论，这是中国工程哲学理论体系的基石，近20年来我们一直坚守这个基本看法。中国工程哲学界提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基础上，为了让这个理论体系真正丰富起来，后来进一步提出工程本体论的论断，就是要强调工程的独立性，其相对于科学和技术而言具有独立的地位，强调工程活动的模式不是从科学或技术逻辑推导出来的，相关论述在我们的工程哲学系列著作中进行了很多论证。工程本体论强调工程实践活动不可能还原成为技术，也不可能完全还原成为科学，其独立地位决定了其应该与科学和技术形成并列的关系。技术既可以服务于科学，也可以服务于工程，技术是科学和工程服务的桥梁。我就讲这么多。

提问二：非常感谢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感觉收获非常大。我想借此机会，请高俊才司长点评一下川藏铁路的事情。2006年我们规划的进藏铁路有4条选择路径，可以从新疆、甘肃、四川进藏，最后选择的是从青海进藏。15年后的今天，则选择了从四川进藏，这里面体现了怎样一种工程哲学？

高俊才：这不是我的专业，这里仅从哲学角度谈点外行话。我想先对第一个问题谈点我的想法，对于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关系，我倾向于四元论，即工程-技术-科学和哲学四元论。工程和技术属于形而下，科学和哲学属于形而上。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学者谓之道，先有道后有术，道不同不相为谋。工程和技术好比是一棵树的树干和树叶，科学和哲学好比是一棵树的树根，树根不深，支撑不了工程和技术。这是我要补充的观点。

针对刚才所提的问题，我认为最后选择的方案应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利弊而做出的选择，通过权衡利弊得出最后的结果。最后选择的结果，从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的理解。政策的“政”，是由“正”和“反”两个字构成的，一定会有正反不同的声音。在决策之前，要充分听取正反两方面的声音；在决策之后，要客观评估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对于进藏铁路的路线选择，肯定会有不同的认识。再过几年，我们再评审正反两方面的效果，才能会更客观地得出专业结论。

中咨公司董事长：刚才高司长讲得很对。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决策。为什么过去选择青藏，现在选择川藏，不同时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发展存在差异。所以那时候有那时候决策的道理，这时候有这时候决策的道理，我觉得高司长讲得挺好。

李开孟：由于时间关系，还有最后一个提问机会。

提问三：我是来自铁道党校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老师。我想请问王大洲老师，工程本体论和技术决定论有何区别吗？工程本体论最后的发展，是不是会成为工程决定论的前提和基础？

王大洲：我认为刚好相反，工程本体论恰好驳斥了技术决定论，工程本体论认为工程是本位的，工程活动中存在技术的应用，技术的发展受到工程的牵引，即工程牵引技术发展，并进一步牵引科学的发展，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工程作为一种活动方式，人们对工程活动的谋划，会受到现有技术的影响，但是现有技术本身不可能决定人们对工程活动的谋划。技术和工程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是技术本身决定不了工程活动，工程活动本身是由社会和技术等多种因素集成的活动，这里面很难说是社会决定了技术的选择，还是技术决定了社会因素的介入，很难用一种简单的决定和非决定来说明工程运行的逻辑，我认为更合适的逻辑可能是用意向来思考工程实践活动。

李开孟：由于时间的关系，互动环节到此结束。本届论坛相关内容将在“中咨研究”公众号转发。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已经取得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但仍然还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如工程价值论、工程伦理、工程文化、工程美学、工程协同论等等。我们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专家，尤其是工程咨询界的专家参与到中国工程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之中。今天的圆桌讨论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专家分享精彩观点，感谢各位与会代表的专心聆听，谢谢大家！

各院士专家论坛演讲PPT如下：

01.殷瑞钰-哲学视野中的工程

02.傅志寰-交通科技进步与管理创新

03.栾恩杰-论科学技术与工程的无首尾逻辑互动

04.凤懋润-桥梁工程规划与建造的哲学认识

05.李伯聪-工程知识与工程知识论

06.尚存良-水坝工程规划设计中的工程哲学

07.王庆云-对工程咨询哲学思维的认识

08.张福明-钢铁冶金工程规划设计中的工程哲学